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有聊｜苏青：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最大的努力******
中新网北京12月27日电(刘越)日前，展现脱贫攻坚的现实主义题材剧《山河锦绣》收官。剧中怀抱理想、外柔内刚的扶贫干部“赵雅奇”令不少观众眼前一亮。
当大家翻看演员表，目光落在“苏青”这两个字上时，才恍然想起记忆里的倩影——《美人心计》中蕙质兰心的皇后张嫣，《延禧攻略》里为爱痴狂的“反派”尔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嘿，原来是你。
“原来是你”，这轻飘飘的四个字，似乎不足以概括苏青近十年来的迷茫、挣扎与破局。她走走停停，翻山越岭，学会从容坚定，才终于再次抵达聚光灯下，向观众展现了作为演员更多的可能性。
“扶贫干部”不好演 用心准备是关键
《山河锦绣》讲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西部山区，两代人前赴后继投身扶贫事业，最终使村庄彻底摆脱了贫困的故事。剧中，苏青饰演的第二代扶贫干部“赵雅奇”扎着利落的马尾，衣衫朴素，年轻的脸上带着对理想的热忱。
赵雅奇凭借高考走出大山，为了建设家乡又回村工作，接过父辈的扶贫大旗，正如苏青本人所说，“赵雅奇敢想敢干，不矫情，是一个有热情有理想的小青年。”这个西北姑娘是现实中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缩影，但离苏青本人的生活却很远，为了演得不悬浮，她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山河锦绣》剧照。受访者供图“全组基本上都是西北籍贯演员，大家张嘴就能说，我得过好几道弯去想台词的发音和语调，西北方言对于我这个南方人来说实属挑战。”为了融入整个创作环境，湖南妹子苏青面临着语言上的压力，她调侃自己只能用“笨方法”：“前期我会用小本抄出所有场次，把语调标出来方便直观记忆，后面有一些戏是现场即兴创作的，我就每天和语言老师(戏里的演员前辈们)泡在一起熟悉语言环境。”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此次的拍摄经历让苏青收获满满。为了演好扶贫干部，她学会了一些割麦子、种木耳和养鸳鸯的知识，还去拜访了一位真正的驻村第一书记。在与对方接触的过程中，苏青意识到基层人员的不容易，这也让她坚定了演好这个角色的信念。
《山河锦绣》剧照。受访者供图“在和她的相处中感受生活细节， 看她是如何与每家每户相处的，遇见问题时的处事方式是什么。通过‘零距离’接触，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了第一书记这个岗位的不容易。”
“《山河锦绣》是一个全景式展现脱贫攻坚战的剧目，赵雅奇他们是这场‘战役’中的一环。作为演员，我想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最大的努力。”
从生活中吸收养分 努力走出至暗时刻
“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最大的努力”，这是苏青在经历了无限的迷茫和困顿之后悟出的人生哲理。
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19岁入行的苏青，有着清丽的气质和姣好的面容。2010年，《美人心计》火遍大江南北，苏青将皇后张嫣“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清冷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心折。
《美人心计》截图那几年，从《美人如画》到《美人制造》，市场给苏青贴上了“温婉古典美人”的个人标签，却也让她迎来了演艺生涯中的至暗时刻。直到现在，她也还是会偶尔回忆起那些焦虑的深夜，“我的瓶颈期是2014年，之前一直都在演古装剧，很迷茫，挺想突破却没有方向 ，当时选择了停下来，出国去看看。”
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短暂的异国游学经历让苏青的心境发生了变化，离开浮华的娱乐圈，她终于能静下心来感受生活，“好像封闭许久的毛孔和感官都打开了，空气里的新鲜，每个人的气质、行为、举止都特别吸引我。”
那是一段让她难以忘怀的愉快日子：“每天上午上课穿梭在地铁间，下午去各种地方打卡，我的房东说她70年都没有我这几个月去的地方多，晚上去听音乐会，看百老汇。节假日的时候也会和各国的朋友聊天，他们的热情和思想让我很受启发。”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从生活中吸收养分，不管是读书还是旅游，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充盈自己，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会更有力量。”
短暂的停留是为了更好地出发。2017年，苏青大胆突破往常温婉的荧屏形象，在《延禧攻略》中饰演心机深沉狠厉决绝的“黑莲花”尔晴。这个为爱黑化的角色在2018年的小荧屏上一炮而红，也让苏青收获了巨大的关注度。
不焦虑不着急 表演是长期主义
在陷入瓶颈和突破瓶颈中循环，是演员的常态，然而此时的她学会了更从容不迫地面对市场，“其实我从来没觉得这是困扰，反而是机会，‘反派’等标签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认可。”
“‘尔晴’这个角色确实收获了一些反响，之后找来的项目比之前更多了，我也有机会不断地尝试各种各样的题材，这是一个鼓励我往前走和开拓视野的动力。”
《延禧攻略》剧照前进和开拓，是苏青近年来不断尝试的路径。在《大决战》《最美逆行者》《山河锦绣》等作品中，她出演了医疗兵、革命者、扶贫干部，在她看来，这些剧集关联着中国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阶段和事件，能去饰演这些事件背后的付出者们是文艺工作者的荣幸与使命。
“有一些剧本和角色交到你手里，你就想走近她们，去重读那段历史，去了解这些人物背后的点点滴滴。查资料、做角色案头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越了解就越能体会到他们的伟大。”
出道十余年，苏青形成了张弛有度、细腻自然的表演风格。她演绎的角色拥有不同的人物底色，或端庄温婉，或精干飒爽，或单纯率直，一人千面各具风情。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她不自我设限——“从来没有刻意回避哪些角色，很期待能与古装、时装、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些好角色相遇，去发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她不一味迎合市场——“这么多年行业变化很大，每个时期的流行和观众的喜好也在变，不变的是我对角色的热爱和钻研。”
她没有偶像包袱——“爱角色胜过爱自己，我一直秉承这句话的信念。私下该怎么美怎么美，但只要开始拍摄，一切都是为角色服务。”
她不存在所谓的职业焦虑——“把演戏当成短期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必然会焦虑。但如果把它当作长期的事业，在这个赛道上走走停停，退两步休息一会，缓过来了再小跑冲刺一下，内心是不会焦虑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苏青坚持求质不求量、求难不求易、求好不求快的原则，她奉行长期主义，将表演作为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疾不徐，脚踏实地，“适当停下来思考和学习，留心生活感受生活，为以后做储备。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才能拿出最好的状态全身心投入。”
“把拍戏作为长期的事业，保持初心，我们只需要不断充实自己，就会更加从容坚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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